苗春德

我从小就有当教师的梦想，所以1957年考大学时第一志愿便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1961年历史系本科毕业后，有幸被推荐保送到教育系做研究生，攻读中国教育史专业。由于北师大教育系是由原北师大、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的教育系合并而成，师资力量雄厚，设备一流，学术氛围浓郁，学风淳正，在全国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新型教育科学的最高学府和殿堂。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中，研究生们筑梦追梦，放飞理想，憧憬未来。大家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研究着学业，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科学知识的乳浆，毫无顾忌地追逐着各自的中国梦，期盼着能在中国教育史园地里一展抱负。但世事难料，我们研究生毕业时遭逢“雾霾”，岁月蹉跎，没能及时从事该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心里不免耿耿于怀，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但在“文革”前夕那种严峻的形势下，谁都不敢，也不能表露自己的心迹和诉求，只能把自己的专业初心、兴趣爱好和学术之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长期隐忍！

1972年7月，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工作七年之后被调到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工作，当时的具体单位是教育革命部，后改称教务处。我调动的原因和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因此，我调开封与家人团聚后，长期心无傍骛，踏实安心，压根儿也没想过“跳槽”或改行的问题，所以一干就是十年。

在教务处这十年间，有两件事成了我人生重大转折的“爆点”：一是1982年在陕西师范学院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育史学术年会，我有幸列席参加。会上见到了毕业后从未晤面的恩师毛礼锐教授和陈景磐教授，两位导师都是1979年12月成立的教育史研究会的副会长，当时他们都已是79岁高龄。还见到了当年研究班的老同学王炳照、邱瑾、雷克啸、何晓夏和沈茂骏。这是研究班毕业十七年后部分师生的第一次聚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师生之间有谈不完的话。会议期间的一个晚饭后，毛先生把大家召集到他住的房间，先问了同学们的情况，然后说：“咱们一起编书吧，在业务上我还要带一带大家！”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大家深表同意。会后，在毛先生的助手王炳照的组织协调下，毛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和陈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分别于1984年11月和1987年4月先后公开出版。我参与了毛先生主编的这两部著作。这是以老带新、师生合作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开篇成果。从此，在教育史学界便有了这种以老带新，多方协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的发展学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的新途径、新方法、新路子、新格局。这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从此，开辟了教育史研究的新局面、新时代、新纪元。这也是我多年以来隐忍和埋藏心底的专业初心和学术之梦的一次萌动和爆燃！二是河南大学停办了26年的教育系于1980年恢复招生。当时在教务处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教学研究科长的我，立即自荐到教育系去教书，以实现当年研究班的办班宗旨和我做研究生的专业初心。我向处、校领导申述了三点理由：第一到基层系室当教师符合党和上级的有关原则和政策；第二教育系刚恢复，师资力量亟待补充，尤其缺乏专业基础课教师；第三教育系要开设中国教育史这门专业基础课，急需这方面的教师。从头培养一个至少需要三五年时间，有点远水不解近渴。而我正好是中国教育史专业的毕业生，虽然荒废了十几年，但重新捡起来比较容易，比从头培养要省时省力。但处、校领导都表示不支持。我就奔着“好事多磨”的精神，一方面耐心地找领导交谈、沟通，另一方面又主动到教育系联系，并提出先兼课的要求。教育系领导深表同情，但又说他们不便直接向机关要人，建议我自己去做有关方面的工作。经过我多次的要求和疏通，处领导同意我兼课，并对我说：“除上课时间外，其它时间必须回教务处上班。”后来，我要求给我备课时间，领导也同意了。我要求备课时间最好放在星期六，以便与星期日连起来用，不中断思路。因为那时是一周六天工作制，只周日休息一天。就这样，我终于争取到一个兼课的机会。1982年10月，我终于登上了教育系的讲坛。随后，我主动辞去教务处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心仪已久的中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去。

十七年魂牵梦绕的专业初心和学术梦想一旦如愿，变为现实，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便油然而生。正是这种心态促使和激励着我“半路拾专业，急起猛追赶”。

顾名思义，当教师就必须教书育人。若当教师不教书，无异于当农民不种地，当工人不做工，那就是徒有虚名。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不仅必须教书育人，而且也必须进行研究写文章，这是高校工作性质决定的。那种只教书，不搞研究写文章的教师，充其量只能叫“教书匠”；那种只搞研究写文章而不教书育人的教师只能叫“纸上谈兵”。这两种教师都是高校教师的一种缺欠，严格说起来，都不能算合格。因此，我走上教师岗位后，决心做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力争做到教学、科研两不误。1982年10月，我教教育系1980级的中国现代教育史，1984年9月，我又教教育系1982级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这一年（1983年）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8篇文章，被任命为教育系副主任，主抓系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88年元月，又被任命为教育系主任，主持系里全面工作。

在其位，谋其政。主持全面工作后，在校系党组织领导下，与全系教职工生一起，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国情、省情和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急迫需要，确定拓宽办系方向，面向实际，加强应用，开创教育系工作新局面。为此，首先狠抓了师资队伍建设。鉴于当时教育系是全校最小的系，27个教职工大部分是行政管理和教辅人员，师资严重短缺，唯一的一个学校教育专业的课程都开不齐全，更遑论新专业开办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一时从全国全省很难物色到合适的教师人选，甚至连有关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也要不来人。怎么办呢？全校公修教育学课程从校内各系留人，经过短期培训，顶上去教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怎么办？大家提出“引进来，送出去”，逐渐加以解决的办法。在“引进来”方面，从掌握的信息中，先从许昌革委会宣传部和许昌一中引进两位“文革”前的教育专业毕业生，又从商丘师专借来一位“教育经济学”教师，另外开封黄河技工学校和宜阳一所中学还有两位教育专业毕业生正在联系商调中。在“送出去”方面，因系里人少，是“一个萝卜几个坑”状态，根本派不出人去进修。我们就另辟蹊径，从本系本科生中选拔学生送到外校有关专业代培，毕业后回系任教。这都是我们在出差、开会时，利用人脉关系，找老校友、老同行、老同学帮忙解决的。例如将1982级的陈灿同学送北师大学前专业代培，把1982级王荣夫同学送南京师大学前专业代培，把1983级的王卫东同学送上海师大教育管理专业代培。他们随代培学校相同年级学习二至三年，毕业后回系任教。通过上述办法，使复系时只有一个学校教育专业、40名学生的小系，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后增设了学前教育、心理教育和教育管理（成人教育）等三个专业。还增设了函授教育、卫星电视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办学规格、层次和形式，从而使教育系达到中等规模。

其次，重视学科和学位点建设。复系时只有一个本科专业，1984年获得了普通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又获得了教育学原理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他专业因条件不具备，但都在积极筹划之中。例如我们曾商讨过，把河南省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加以利用：把我系的孟宪德教授与河师大的许梦瀛教授联合起来，申报中、外教育史硕士授予权，把我系的教育学、河南教育学院的教育学和河南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育学整合起来，申报教育学科其它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为了发展应用心理学学科，我们曾把主办多年的《心理学探新》这个纯理论刊物更名为《心理世界》，以普及心理科学知识为主。此外，还曾想通过省卫生厅给全省各县级医院培养心理咨询师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和计划都未能兑现，至今想起来仍不无遗憾！

再次，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了确保教育系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我们曾借鉴和参考校内外的管理规则和条例，先后制订出有关的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使系里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管理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从而使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都稳步提升，不仅使历届本科生的考研比例在全校名列前茅，而且师生的科研成果也屡见报刊，从而扩大了河南大学教育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时光荏苒，人生苦短。不知不觉中我已到“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年龄，1996年10月我退休了。满打满算，我在教育系仅仅正式工作了十四个年头。

人是有感情的。我虽然在教育系只有短暂的十四个年头，但教育系在我的人生长路中留下的印象和影响却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感恩教育系使我实现了做一名人民教师的宿愿。教育系为我提供了执教杏坛的平台和用武之地，使我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初心和专业理想得以坚守和展现。

感恩教育系的党政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与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鼎力支撑，密切配合，实现并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使我度过了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时段。

感恩教育系使我人生丰富而多彩。教育系给我搭建了学术媒介和人脉机缘，使我有幸成了教育系副主任、主任，成了副教授、教授、市优秀教师、省管优秀专家、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成了一些学术群团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成了一些书籍或丛书的编委、副主编、主编等，也使我的一些学步习作获得了多项奖励、荣誉和鞭策。

当然，在教育系我也有纠结和怅惋。这是因为我退休后，我申报的教育科学“九五”研究课题《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家研究——20世纪初期乡村教育思潮运动的再认识》才获准立项下达，也未能完成1982年归队时自我设定的要使自己的著作数量等同于自己的年岁的奋斗目标和承诺，内心十分愧疚和惋惜。我暗自思忖：自己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机关单位的呵护下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现在要退休了，从此没了单位，没了岗位，无依无靠，离群索居，一时身心很难适应。我费九牛二虎之功申报的“九五”研究课题怎么办？自我设定的期待还要不要继续下去？难道就这样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吗？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留下遗憾；继续完成吧，人又退休离岗了，一时间内心十分纠结和惆怅迷惘。

正当我郁闷和纠结不已时，系里返聘我继续在系里工作。我思量：30多年来，自己虽然忙忙碌碌，但专业学术上没什么建树，好在身体无大恙，这是可以承担此任务的条件。再加好不容易申请到手的研究课题和自我设定的期待，都需要时间去完成和兑现。好在现在退职了，研究时间有了保障。经与家人协商同意后，我就毅然接受了返聘。这一干，又是十多年的时间。

在被返聘这十二年时间里，我做了如下工作：继续给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教育史，还给中国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宋代教育和程朱理学教育思想讲座。在退休前后，我还给河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60多位硕士研究生和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11位博士研究生评审过毕业论文，参与并主持过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工作。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带领并指导中国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硕士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共同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和编书活动。在这余生向晚时段内，我先后又承担了三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这也是国家教育科学“九五”教育部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家研究——20世纪初期乡村教育思潮运动的再认识》、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原计划三册，实际出版两册）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除前一项是在“十五”期间完成并出版外，后两项都是在“十一五”期间完成并出版的。这些项目都是以老带新，师生合作，出人才，出成果的过程中完成的。在完成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我还围绕课题，“挤”时间写出并发表了40多篇随笔、札记、心得及文章，加上退休前的50多篇文章，总共有百余篇文章问世，实现并超过了归队时自己的期待和承诺。这是令我欣慰的。2017年，在教科院党政领导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又从这百多篇文章中筛选出54篇，出版了42万多字的《苗春德文集》。这样，在我晚年时期又出版了五部著作约200万字。

四十年星移斗转，四十年急起追赶，四十年志趣弥坚，四十年砥砺向前！四十年来，我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宋代教育史、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和中原（河南）教育史三个方面。

对宋代教育史的研究，填补了宋史研究的空白。1992年7月出版的《宋代教育》，既是我本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宋史研究中第一部宋代教育史。北师大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史学界泰斗毛礼锐教授评价说：“这部宋代教育史著作不仅卷帙弘富，立论妥当，史料翔实，而且体例求新，醒目便览，堪称上乘之作。主持这项工作的春德同志60年代曾就读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算是我的学生。他在校时勤奋刻苦，功底颇厚；毕业后，兢兢业业，术业大进。对于他和他和同事们取得的成就，我倍感欣喜。”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程有为研究员说：“该书内容丰富，对宋代教育政策、学校状况、教育管理、科举考试、教育理论、教学思想等，都予以详尽的阐述，在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将每一方面的问题各自成编，使读者收一目了然之效。”该书多次获奖。更令人欣慰的是，20多年后的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重庆卷）文科综合历史第14题阅读材料一“宋神宗整顿太学，创立三舍法……”就“摘编自苗春德《宋代教育》”。诚如一位学者所说：“能被千淘万选的高考试卷选中，无疑是对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南宋教育史》是《宋代教育》的延伸和拓展，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2008年出版后，2009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号发有《对南宋教育史的全面探索》的书评。书评指出：“该书力求揭示南宋教育发展的基本动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及主要特色”：结构严谨，内容全面，特色突出，见解新颖。该书是“目前南宋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一部较系统、全面的专门著作。”

对近代乡村教育史的研究，厘清了对乡村教育家的偏见和误解。解放后，乡村教育运动一直被视为禁区，其资料和事迹被尘封了20多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陆续有一些学者对乡村教育运动的教育家进化了一些个案研究，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选编，这就勾起了多年来深藏我心底的未泯兴趣。于是，1995年我申报了教育科学“九五”研究课题《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家研究——20世纪上半叶乡村教育思潮运动的再认识》。1997年获准立项下达。历经七年，几经曲折，被纳入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2004年以《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书名出版。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王炳照为鉴定组长的鉴定组一致认为，本课题是从总体把握和宏观层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综合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乡村教育思潮的研究，不少地方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对运动原因的考察，论证了它不是简单地适应反动统治的需要和与革命根据地的对抗，而是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潮，西方进化论思潮的传入和农村实际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又如对运动价值和定位的研究，不仅指出其在中国现代化教育史上明确主张中国教育要与世界教育接轨，中国教育要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是中国现代化序列中的重要环节；而且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分析，说明它在许多方面与革命根据地关系密切，互有影响。”课题对我国当前农村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

对中原（河南）教育史的研究，整合中原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展示中原教育的成就和业绩，不仅具有重大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文化建设价值。其中教育与人才成长的关系问题，就值得深入探讨。“在宋代之前，中原教育十分成功，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可说是名人辈出，灿若群星；南宋之后，按现在教育史的写法，中原教育仍是蔚为大观，学校数量及教育制度、规范程度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河南叱咤风云、享誉全国的人物，却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呢？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南宋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中原失去了京畿地位，人才大量南迁，河南逐渐成为文化上的“偏远地区”，甚至曾一度沦为“偏方下州”。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中原教育在远古、中古与黄河农耕文明共生共荣，一块成长，而南宋后，东南沿海一带逐渐兴起工商业文明，社会需要的人才逐渐改变了时代需要。但中原教育却依然故我，仍走读径一条路，跟不上时代需要，培养的人才与需求“对不上口径。这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和思考。深刻的教训，如今的河南教育不能不汲取”。这是《大河报》首席记者姚伟在《“教育”千载同行——“皇皇巨著唤醒河南记忆》系列之《教育典》中的一段话。

由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河南，所以关注河南的教育事业，研究与展示河南教育方面的历史业绩，就成了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除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外，我还参与并副主编了《河南考试史》和《孔圣足迹遍河南》等。

十多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研究和编书活动的经历，我有如下感悟和心得体会：

第一，这是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历代有“盛世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为例，“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2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修典编史提供了平台、组织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和累累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这是一次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本来一部丛书或套书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织一个临时的专业研究团队，协同作战，联合攻关。《中原教育典》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一部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专著，仅参与资料搜集和初稿撰写者就有40多人次。这其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也有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带领这样一个临时研究团队进行研究和编书活动，应该说是有一定困难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几年来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撰写初稿，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始资料的机会和挑战，学会了查阅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科研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也为中青年教师提级晋职创造条件，还为不少硕士生报考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三，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功力。参与上述国家规划重点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功底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也势必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学院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地位和知名度。

尽管在编书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麻烦和困难，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拼搏，最终还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心血和汗水没有白流。收获和成功的喜悦，着实令人舒心和欣慰。

最后，用我的一首感悟诗来结束本文。

2020年8月于河南大学寓所